[37]日本《行政裁判法》第16条规定：行政裁判所不受理损害赔偿的诉讼。

当然，新行讼法将公民行政诉讼诉权扩大到涉合 法权益行为如此广泛的范围，并非公民从2015年5月1日起就能对所有涉及自身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均能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无效。

四、放宽当事人资格限制，让利害关系人参与诉讼机会少变参与机会多 行政诉讼中影响行政相对人诉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法律对行政诉讼原告和第三人资格的限制。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赔偿或者补偿。但不管怎样，法院行政诉讼的门是开得比过去大很多了，这对人权保障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司法体制改革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2014年11月1日通过，201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行政诉讼法相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制定的，已实施20多年的原行政诉讼法有一系列制度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有下述八项。在原行诉法施行20多年的实践中，行政诉讼在全国各地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三难问题，即行政案件起诉难、审理难，行政裁判执行难。

不仅 应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而且应审查规章和行政法规。这恐怕暂时还做不到，还得有一 个过程。[17]这种程序能够确保立法的充分公开和大众参与，因而被认为具有较强的法治价值。

1.提案主体多元化和提案程序便捷化。[18]刘爱龙：《立法的伦理本性》，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页。这对于地方立法来说尤其需要警惕，因为地方具有直接的迫切的立法需求，而这种需求又与推动地方政务、推出公共产品和服务相关，程序过度将会导致立法与其目标相悖。具体来说，在立法过程中，可以考虑建立社会主体的协商平台，将立法所涉及到的主要利益团体纳人到地方立法过程中。

参见罗晓华、郭正林：《参与式民主的实现形式——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在地方自治范围内的结合》，《兰州学刊》2007年第10期。地方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公共利益属性的社会服务（例如医疗、卫生、环保、公园等）、区域性的文化娱乐传播性产品（例如博物馆、图书馆）等。

[9]设区的市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凸显了以立法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任务。这样一来，地方人大常委会在立法问题上的专业性、科学性都得到强化，具备了主导立法的能力。这不同于前面针对地方立法。民主 为什么设区的市需要自行立法？这似乎可以用简单的供求关系回答，但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它会有立法的需求？立法的需求到底是谁的需求？立法权是宪法权力制度的核心内容，它不仅直接表征民主，而且塑造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要框架。

如何确保法制统一就成了问题。[1]本次《立法法》修改扩张了地方立法权，让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设区的市的政府拥有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权力。[18]要求立法程序本身必须立足于意志自由基础上，也表明立法程序能够产出获得普遍性承认并因而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行为结果。尽管《立法法》并未明确规定这一点，但它隐含在同意权之中

由此可见，宪法修改问题将要登上现实的政治舞台了。其目的是为了回避围绕宪法修改的国民对立和政治混乱等不利因素，同时还是政府自信地认为能够在不修改日本国宪法第9条的前提下，通过对第9条的解释来克服问题。

总体而言，我们决不能无条件地去肯定宪法的修改，即使承认宪法的修改，也必须事先设立基本的立场。即使在这种倾向下，对宪法第9条持修改意见的人也不是很多。

另外，自1990年以来，日本国宪法第9条是否禁止集体自卫权的行使一直成为重要的争论焦点，按照政府（内阁法制局）的解释，在宪法上虽然未禁止保留集体自卫权，但其行使是被禁止的。日本的《每日新闻》称其为战后最大的受贿案。20世纪90年代的宪法修改论的特征在于，复古保守的宪法修改论退居二线，出现了主张日本国宪法已凋零、已经落伍等新的日本国宪法批判论。2月6日，洛克希德公司副董事长A?C?库钦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作证说，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为了向日本全日空公司推销客机，通过日本丸红公司伊藤宏、幕后人物儿玉誉士夫和国际兴业公司小佐野贤治，向日本政府高层官僚赠送了金钱。宪法修改应该使宪法的基本原理与现实发展相契合并有利于宪法的发展，而绝不能悖逆于宪法原理，弱化宪法的存在意义。而且自民党的安倍晋三内阁①高举宪法修改论，将其作为优先课题之一。

安倍首相打出宪法修改的选举旗号却没有获得国民的支持，实际上正是因为大多数的国民对于宪法修改是不积极的。另一方面却又对以自由民主为基本价值、立足于西欧立宪主义的日本国宪法采取敌对的态度，其立党的方针高唱修宪论。

该修改案在国会审议后经过公证会讨论，最终于2006年12月在众、参两院获得通过。从参议院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出，国民对宪法的修改并不抱有很大的关心。

实际上，国民对日本国宪法的信赖已经相当的牢固。1999年，日本政府确立了国旗和国歌的正式地位，但保证不将二者的象征意义强加于国民。

只要众议院100名议员以上、参议院50名议员以上同意，就可以向国会提出宪法修改草案（第68条第2款），对宪法修改草案内容涉及的每个事项分别进行决议（个别决议原则，国会法第68条第2款）。至今，政府一直通过此种解释来使自卫队的存在正当化，然而到了1990年后，该解释却自身出现了矛盾。总而言之，战后的日本政治史也可以说是宪法固定化的过程。确实，日本国宪法第9条，在政治实践中常常被忽视造成空洞化，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其重视个人应有的自由、人权的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开展，因而使日本社会得到了自由而迅速的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

保守派政治家出于现实政治需要，一直围绕宪法第9条主张修改宪法，并促成了国民投票法案的通过和教育基本法的修改。然而，修宪论一方倾向于保守的国家意识，在当前的日本政治现况之下，去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对此能否直接的做出肯定的判断尚待商榷。

总司令部的草案（亦称麦克阿瑟草案）到2月10日仅用8天时间起草了出来，并于2月13日交给了日本政府。而且，护宪、改宪的对立问题，起因于对日本国宪法的不同评价，同时，这也是关于作为二战发动国的战争责任的问题。

同时，政府（自民党）将宪法修改问题搁置起来。③译者注：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1955年11月由自由党和日本民主党合并而成，首任总裁鸠山一郎。

关于修宪的议论只不过是在部分政治家特别是那些对日本国宪法持有敌意的政治家的煽动下开展起来的。这一时期，日本的政治民主化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这不同于德国宪法学的与执政党结合并比照着宪法探讨应如何进行统治的建设宪法学，而是从统治者的外部对应如何进行统治进行外在的批判，针砭其与宪法的背离。然而，不论是哪一位，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对战争深恶痛绝的日本国民由发誓决不再战而做出了放弃战争和不保留战争力量的选择。

但是，日本国宪法的基本原理正在作为一个普遍原理而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日本国宪法的基本原理是国民主权（民主主义）、尊重基本人权（自由）、和平主义。

总而言之，国民投票法规定了一系列宪法修改所必须的国民投票程序。该党肯定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将宪法修改作为该党的基本方针。

（七）1990年以来改宪论的积极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宪法修改问题再次引起关注。其后，直接将从总司令部草案翻译过来的宪法修改草案作为明治宪法的修正案提交到第90届帝国议会（1946年6～10月）审议，帝国议会经若干修改后通过，并于1947年5月3日开始施行。